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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来，资源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一直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倍感困惑。经济文献指出，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不能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物质繁荣。在经济学领域，这种情况被称为“资源诅咒”。
一个相关实例是：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南苏丹正遇到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，将近一百万南苏丹人在经历了两年内战后处于饥饿的边缘，而南苏丹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储量。
“资源诅咒”理论认为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往往会遭受经济低增长、民主体制脆弱和政治暴力。因此，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储备的发展中国家，注定会陷入永久冲突和经济停滞状态。
有人断言，资源丰富鼓励精英阶层将资源用于攫取租金，从而降低了制度的质量。还有人认为，通过减少国家对税收的依赖，资源带来的意外横财侵蚀了政治问责的机制。
问责机制遭到削弱，也许是因为意外横财将税收需求降至最低，从而也弱化了精英阶层对公民负责和实施改革的动力。对资源的依赖还会排挤制造业和服务部门，阻碍经济的多样化。
资源诅咒带来的另一项负担就在于，政治家受到激励，将特权分配给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，而牺牲民众更广泛的经济利益。
一个相关的麻烦是，资源横财通过加强政治精英的权力，为专制主义培养了温床。有些观察家认为，石油财富增加了专制政体的持久性，阻碍了向民主的过渡。此外，当专制者对经济资源实施控制时，他们也继承了利用这些资源购买支持和巩固统治的能力。
在2015年发表在《政治学年度评论》上的一篇关于资源诅咒的详细评论中，迈克尔·罗斯（MichaelL.Ross）指出，在1960-2008年期间，民主转型与一个国家的石油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。此外，像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土耳其、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转型早并保留了民主体制的国家，其石油储量微不足道，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。尽管一些拥有适度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成功转型，但没有一个比墨西哥更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国家实现了民主。
事实上，从南苏丹、南非识别出来的情况，在非洲国家是很典型的。根据研究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，资源丰富与猖獗的腐败、低经济增长和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有关。由于有偷窃的渠道，政治家们通过提高政府效率来抑制腐败的积极性就会降低。
但“资源诅咒”真的存在吗？
也许我们没有理由相信，资源会阻碍经济增长。阿迪苏·拉希特（AddisuLashitew）和艾瑞克·沃克（ErikWerker）在2020年一篇论文中以加拿大和刚果共和国为例说明，同等资源的国家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。
尽管资源禀赋水平相似，资源对GDP的贡献在刚果（42.3%）比在加拿大（2.3%）要大得多。考虑到刚果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，资源的不利影响在刚果更为普遍，而加拿大尽管资源丰富，经济却十分多样化。
拉希特认为，在多样化的经济体中，资源阻碍制度变革的渠道可能会变弱。当经济多样化时，资源部门参与者通过游说阻碍制度创新的余地较小，从而减少了寻租的机会。
加拿大和刚果截然不同的命运表明，制度是解释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关键。尽管有证据表明，资源会诱发不当激励，但高质量的制度可以驯服资源诅咒。
在2017年论文中，彼得·卡扎赫夫（PeterKaznacheev）认为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质量（以法治、产权、政府规模、货币稳健性和贸易/商业监管等因素来定义和衡量），是资源型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和整体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。
事实上，具有高度经济自由度的资源型经济体，已经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。
智利（世界最大的铜出口国）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，该国经受住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，既增加了就业，又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实现了持续增长。智利在经济自由指数中获得高分。
与智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委内瑞拉。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量，但正遭受严重粮食短缺和国内动乱，该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处在很低的水平。
另外一项研究发现，在非洲，当国家被腐败和有限的制度能力所困扰时，资源似乎是一种诅咒，而不是一种祝福。然而，随着制度升级，资源就从诅咒转变为祝福。从本质上讲，问责机制以及对政治阶层约束力的增强，抑制了“食租国”的出现。
例如，巴尔马（NaazneenH.Barma）在对受资源诅咒影响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时，讲述了东帝汶如何采用新做法来对抗资源诅咒：
“部分由于国际社会在那里进行了广泛的国家建设努力，决定建立石油部门的机构和政策的东帝汶政府，明确目的是减轻资源诅咒（…）东帝汶石油部门制度架构的核心是其石油基金，所有石油收入都无一例外地流向该基金。《石油基金法》确立了估计可持续收入（ESI）的概念，这一原则旨在确保国家意外收入流的跨代储蓄。”
然而事实表明，主权基金的这一作法对于扼制资源诅咒基本是无效的，当地人对于官方如何计划和分配石油基金充满了困惑不解，东帝汶近年来的清廉指数也呈现直线骤降。
此外，将这个问题与美国的背景联系起来，贾斯汀·卡拉里斯（JustinCallais）宣称，与德克萨斯州不同，路易斯安那州由于制度质量的差异，正因区域资源诅咒而陷入困境。德克萨斯州有很高的EFNA（EconomicFreedomofNorthAmerica，北美经济自由度）得分，在净创业生产力指数上排名第九，并且在102个低收入职业中只有34个需要许可证。卡拉里斯同样认为，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不如人意，因为“德克萨斯州为其公民提供了其他机会，而路易斯安那州的环境使其必然要依赖于石油”。
他进一步将路易斯安那州不尽如人意的经济表现归咎于民法（也就是大陆法）的遗产：
“民法往往将权力集中于一家集权政府之手。在法国，这被当成一种权衡，有利于让独裁成为一种降低混乱的手段（…）这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文化移植地区更普遍的意义是，集中控制导致无效的治理和腐败。更多独裁政权通过腐败，能够利用其丰富的资源。这种丰富的资源对当权者来说是好事，但却降低了整个经济在替代产业中的投资和生产机会。”
那么，经济自由度与政治危机和暴力有什么关系呢？
世界银行的《世界发展报告》以冲突与安全为中心，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个人进行了调查，以确定青年参与政治暴力的原因。他们发现，“失业和无所事事被认为是激励年轻人加入反叛运动的最重要因素。”
因此，高失业率(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)有效地降低了从事犯罪或暴力活动的机会成本。对于那些在叛乱中找到实际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，因为没有其他可行的谋生机会存在。
制度脆弱的资源型经济体是政治危机和暴力的催化剂。政府的过度干预助长了寻租。监管壁垒导致采掘业部门出现腐败，再加上缺乏透明度，使统治精英阶层更加富有。
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地方，国家强制征用的行为频繁发生。因此，薄弱的法治，加上监管负担，以及缺乏问责和透明度，这一切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“盗贼治国”的体制。
这样看来，腐败政权对资源财富的扣押，最有可能鼓励叛乱和暴力，尤其是暴力能为失业青年提供谋生机会，并为叛乱分子提供获取资源财富机会的话。
根据这里探讨的研究数据，我们得出结论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，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注定要陷入持续的内部危机、动荡和战争。
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增加经济自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机会。必须消除任人唯亲及其附带的腐败，以利于加强产权和法治，并减轻监管负担和贸易负担，这些负担最终有利于政治精英的利益，同时压制了大多数公民的繁荣。
有关的真相是，资源促进增长的潜力，取决于制度和政策之间正确的互动。如果缺乏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，资源丰富将导致令人沮丧的经济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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