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在职研究生(湖南大学在职研究生)




长沙在职研究生,湖南大学在职研究生

本文分享了几位公费师范生的故事,希望让即将报考的同学对公费师范生政策有更全面的了解,慎重报考,坚定选择,不让自己后悔,也不浪费宝贵的名额。

(“公费师范生”最新政策,可在 我要考大学 公众号发送“公费师范”了解)

“公费师范生”,曾因享受教育补贴、和毕业后分配基层学校的体制内工作,吸引了一些成绩优异但家境欠佳或渴望“铁饭碗”的年轻人。定向公费师范生是其中较特殊的一种——他们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分配,在毕业后进入农村学校,支援当地教育。

近几年,选择赔偿高昂违约金,离开基层中小学的公费师范生越来越多,这也使得他们陷入舆论风暴之中。我们找到几位毕业后选择违约的定向公费师范生,他们在15岁左右的懵懂年纪踏上公费师范之路,后来却为逃离这条职业道路,不惜付出高昂代价。

01

用学费买断工龄

2021年,24 岁的朱文文在农村任教满4年了。12月底,她向当地教育局缴纳4万元违约金,辞去编制内公职。作为定向公费师范生,因为违反了 “毕业后在农村任教满6年”的协议,朱文文的人事档案留下失信记录,这个 “污点”将会影响她之后考取编制及部分贷款行为。

朱文文甘愿承受这一切。离职前,校领导曾挽留她,但她一刻不愿多停留。走出学校,朱文文心情沉重,发了条朋友圈:“填报公费师范生志愿时,脑子里有多少憧憬,毕业后就会流多少泪。”

朱文文选择成为定向公费师范生,是在2012年,她15岁,成绩优异,即将参加中考。她第一次从班主任老师口中了解到“公费师范生”。2010年,湖南省率先实行“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”,采取自愿报名、定向招生、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等方式,精准培养本土化乡村教师,目的是解决湖南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困难的问题。

朱文文毕业那一年,所在的县为初三毕业生提供了8-10个公费师范名额。她还记得,班主任提到公费师范生可免除学费、住宿费,毕业后直接安排教师编制工作。这个建议被她的父母听了去,在家长眼里,毕业后直接分配,回生源所在地的农村学校任教,对女孩子来说再好不过了。

当时,朱文文不排斥当老师,懵懂中她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中考结束后,她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组织的考试,经过笔试、面试的层层选拔,成为2012级湖南省初中起点制的农村定向师范生之一。

来自湖南娄底市某县城的胡珊,也成为了一名定向公费师范生。她中考成绩超过县重点中学二十来分,但那年胡珊父亲生病,家里姐弟俩上学都要花钱,经济困窘。考虑到上学不花一分钱,毕业后还不愁工作,胡珊欣然参加了考试。

入学前,她们需要填报师范专业,选择成为老师后任教的学科。朱文文填的是音乐,她从小喜欢音乐,还学习了吉他、小提琴等课程。胡珊写的是“科学教育”,她回忆,当时填写的随意,只是觉得这个名称看起来“高大上”。

15岁的年纪, 朱文文和胡珊,跨入了师范的校门。

她们签下协议,6年师范读书加8年农村任教(注:2012年政策)。 一纸合约的签署,意味着他们将近14年乃至更长的人生道路,已经确定了下来

入学后,胡珊和朱文文开始接受两年高中、四年本科的师范教育,为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做准备。

最初,教育补贴确实为她们两家人减轻了负担。毕业就能获得稳妥的工作,也让她们的家人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光环和安全感。但在6年漫长的学制中,她们开始觉察,当初选择的稳定,也意味着另一些可能性的限制。

胡珊第一次感到这种限制是在大一。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参加了文学社,想以后进入媒体工作,“但好像没有了选择机会。”

中考填报志愿随意写下的名称,使她限制在既定的框架里。她想换到新闻专业,而更换专业是困难的。她签署的协议规定,在校期间,若想调换专业,只能限定在师范类的不同专业间调整,不能转到师范以外的其他专业。

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,胡珊意识到自己想走的道路,和现在的生活相背离。当她决定成为公费师范生时,仅有15岁, 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自己的兴趣,也没成熟到可以确定未来的职业。胡珊为当时作出的选择感到后悔。

进入大学后,朱文文隐约感到基层中小学教育的现实,与理想教育的差距。她报的是音乐专业,老师简明扼要地讲:不要指望以后能单纯地从事音乐教学,在目前的教育下,音乐课是最不受到重视的学科。

胡珊发现,同学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。高中阶段学习结束,她转入新校区,在新的班级,有一部分学生是通过高考进来的。胡珊记得,开学第一课,老师问:“多少人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读师范的?”班上44个同学,只有2人举了手。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,对职业没什么概念,多数都是听从父母安排、为了之后的就业稳定,选择了这个专业。

大三下学期,一种微妙的情绪在同学中蔓延。学校组织学生到长沙的学校实习,实习结束,部分同学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喜欢、或者不适合做老师;一些同学因未来就职岗位与工作地域被固定,而懈怠学习。胡珊觉得,周围同学都处于那种迷茫但不知所措的状态

改变道路的途径只有一条:就是违约。她计算过违约成本,除了补交学费,还需要缴纳50%的违约金,费用在8万-10万之间。

高昂的违约金让她却步。 胡珊意识到自己被牢牢地拴在定向公费师范生这根绳子之上

在胡珊周围,毕业直接违约的人少之又少,多数同学还是沿着既定的道路往前。她们毕业那年,不能自主选择学校,同学们被分配回自己生源地的农村中小学任教。朱文文和胡珊的家在县城,2018年,她们毕业,按照要求要被分配到某所乡镇中学。

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、工作,胡珊对未来感到焦灼。分配结果公布那天2018年8月28号,胡珊坐在教育局的会议室,等来了通知:她即将去的学校,距离自己家开车仅20分钟,是镇上最大的九年一贯制中学。胡珊松了口气。

后来她才得知,她被分配到镇上而不是村里,是该校校长想招一位理科老师。胡珊就这样被选中。

胡珊工作的地方

02

扛不动的大旗

朱文文没有这样的“幸运”。她被分配到娄底市某县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。每天她下班回家要花上一个小时——从学校步行十分钟到省道,再搭乘村里通往县城的唯一一趟公交车。

朱文文心中存着教育理想,但她很快发现, 基层学校师资力量匮乏,公费师范生的补入能支援基层学校的教育。但教师队伍总体还是不足,也使得她们一踏入工作岗位,就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。

她所在的村小规模很小,全校学生不足200人,一年级仅有一个班,班上30多个学生。她是一年级的班主任,教语文和音乐,同时还任教四年级的英语。她需要完成备课、教课、批改作业等教学任务, 工作量几乎是一个普通老师的三倍。

学校人手不够,朱文文还要承担起生活老师的职能,有时下课后也得和学生寸步不离。一年级学生6、7岁,正是调皮的年纪,下雨时学校操场地面积满雨水,学生们争相去踩水坑,溅湿衣服容易感冒,朱文文要上前制止。中午,学生去食堂排队吃饭,有的学生插队、抢别人的饭菜,朱文文忙着维持纪律,顾不上吃饭。

教学辛苦,朱文文对学生和教育依旧有热情,磨人的是突然被指派的行政任务。当时,负责行政岗的老师离职,朱文文只得接替她,完成行政工作:监管老师的教学任务,填写各种表格。学校的打印机老旧,卡纸、没墨的情况时常发生。开会是她最痛苦的事,她需要做会议记录,又苦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。

除此之外,每周两至三次,作为青年教师,她需要去现场观摩学习其他学校的公开课。学校离得不远,但朱文文没有车,交通不便,去听课她要请半天的假。请假次数多了,家长有意见,认为她作为老师不负责任。

朱文文任教的学校

入职第一年,朱文文觉得“每一天都像在打仗”。她不喜欢行政工作,只想一心一意教书。第一学期结束后,她鼓起勇气向校长提意见,要求被回绝,领导告诉她: “年轻人要在岗位上多锻炼。”

被校长专门挑中的胡珊,进入岗位后才知晓,这份幸运意味着什么。她没有机会从事本专业科学课的教学,刚到岗,被指派教六年级的语文和初三的化学。

跨学科教学,备课花去了她大量时间。为了教好化学,胡珊跟着老教师一节节听课;给同学讲题,她先买试卷,自己刷一遍题,把要点记下来;给同学讲课前,她反复就一个题目练习讲解。

任教第二年,分给她的教学任务更重。胡珊担任班主任,同时负责几个班级的授课,每周课表上是16节课,实际上还要加早自习和课后服务,最多的时候,她一周要上26节课。

几乎是默认的,教学的压力全落在年轻老师身上。学校开会时,领导对着胡珊说: “年轻人就应该多吃苦。”这所乡镇中学,30岁以下的教师只占六分之一,和她一样的年轻老师们,像陀螺一样孜孜不倦地拼着,熬夜是常事,胡珊黑眼圈浓重,皮肤越来越差。

年龄稍大点的老教师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“一到下班点,他们就回家了。”胡珊曾看到一位老教师,上课期间丢下学生,端着茶杯坐在走廊上晒太阳。

身体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磨损,不对等的工作,也使许多青年教师的积怨越来越深。2019年,胡珊所在的县城建立起一座座新学校,一些老师们被挖去,享受更高的待遇,更轻松的工作。然而定向公费师范生的身份,再一次限制了胡珊:和学校签订合约的6年里,她不能随意流动。

苦于被无尽的工作消磨的朱文文,开始四处打听离开的可能性。一位学姐告诉她,哪怕对学校再不满意,硬着头皮也要坚持下去。

朱文文感到不甘, “一个14、5岁的未成年人,在零社会经验,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、适合做什么的时候,选择了一个定向、定岗的专业,难道就一定要被合约限定?”

工作第三年,朱文文找到了这个机会:同镇的一位幼儿园老师,向她发出换岗的邀请,她马上答应下来,又汇报给领导。2020年6月,朱文文成功跳岗,去隔壁学校,成了一名幼儿园老师。

学生在操场上活动

03

从合约中跳出

毕业那年,胡珊撰写论文,研究的方向是公费师范生就业现状。她电话访问了2010、2011级的101位学姐学长们,他们分别于2016、2017年正式入职。他们当中有69.31%的人认为,工作预期差距较大,大多数人,在工作三年内,都在准备考研或者考编,计划从农村出走。也有一些人转行去了更热门的职业,胡珊同届的一位男同学自学转行,2021年入职了一家公司做程序员。

越来越多的公费师范生选择违约,有人认为,报考却不去当老师,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学校的名额。2020年两会上,人大代表刘发英提出,要将公费师范生的违约行为记入诚信档案,违约的公费师范生陷入舆论风暴。

对于像胡珊这样的定向公费师范生而言,违约并非是不愿做老师那么简单。

潘玉萌发违约的想法,是在2016年。她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的研究生,却无法入学。

潘玉今年27岁,她是湖南第一师范招收的2010届首届公费师范生。2016年,她大四,想要在本科英语师范领域深入学习,深造完再去学校教书。

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自拟的承诺书,来到教育局人事科,申请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再回来教书,刚开口就遭到拒绝。潘玉含泪请求,保证等读完书一定回来,仍被拒绝。

协议规定,公费师范生只能就读教育相关的非全日制在职研究生,不得另外考取研究生。

接下来半个月,她每天都往各个部门跑,一次又一次的递交申请。毕业典礼那天,潘玉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,证书直接寄到了她将要任职的当地教育局,她的人事档案已经被冻结。

最后, 潘玉几乎是哭着入了职。

音乐这类美学教育在基层学校不被重视,也让有志于教音乐的朱文文苦恼。她大三时在长沙市一所小学做实习老师,学校里学生社团丰富,有跆拳道、美术、合唱等。每周三下午,学生自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社团活动。朱文文在合唱团里为学生伴奏,和他们一起排练节目。她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。

朱文文擅长吉他、小提琴等乐器,她也想教学生音乐。在乡镇,音乐课受到挤压,校领导提醒她,音乐课可以用来上英语。于是,每周两节音乐课变成了一节。音乐课上,她发现学生们的基础薄弱,一旦讲到复杂点的节拍,他们就失去兴趣。 朱文文感到自己的音乐技能,在乡镇学校无用武之地。

对于2011级的杨辉而言,违约有着更为现实的考量。他学的是数学师范专业,不抗拒当老师,也没有换行打算,2017年毕业后,他回到自己初中的母校任教。

工作的第一个月,卡上到账的工资,杨辉记得清楚,仅有1900元。一年下来他的年收入不到5万元,年终绩效6000元,这还是他经常加班的结果。工作后,杨辉一直和村里的父母住在一起,他买不起房,也给不了现任女友一个成家的承诺。

“如果要走这条路,根本别想挣钱。”杨辉说。工作三年后,他申请调离教师岗位,转向担任行政类的教务干事,同时一周上16节课。 走行政,似乎是公费师范生的一条出路。杨辉的男同学大多走上了学校的行政岗,其中两个男同学已经升为副校长。

杨辉也想沿着这条道路,直到一件事,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教务干事的工作是组织学生活动,管理教师事务,每隔一段时间,杨辉需要检查教师的教案。一次,杨辉检查一位老教师的教案,发现本应该提交四年级下册的内容,对方提交的却是上册的。他找到这位老师让他补交,对方一直拖延。杨辉如实上报情况,老教师找过来,说“只是一个盖章的小事”,指责杨辉 “迂腐,不懂变通。”

杨辉觉得,改变基层的教育太困难了,他迫切地想要跳出去。2019年,他看准机会,考到常德市一所小学任教。

杨辉在乡镇时任教的学校

杨辉在市里任教的学校

任何决定的实施都绝不轻巧,理想的步伐越往前迈,公费师范生身上现实的绳索就勒得越紧,而这绳索又是如此锋利。

胡珊承认自己不具备直接违约的勇气。毕业那年她准备考研,若能上岸,便违约离开。父母不支持她的计划,不住地责怪她: 已经捧上了金饭碗,为何还要折腾?她在抑郁和压力中备考,第一年失败。第二年,因为教学任务重,没时间复习,她几乎是裸考,二战依旧以失败告终。

胡珊就这样,在不甘和摇摆不定的心态下,度过了工作的前两年。

04

离开之后

入职乡镇学校后,潘玉没放弃争取深造的机会。2018年9月,潘玉考取了浙江一所学院的在职研究生。入学后,她利用闲暇在线学习。

2019年1月,正值寒假,潘玉去往报考学校,进行一个月封闭式学习。过程中,她发现,她的同学已经开始尝试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,撰写论文,做研究型的教师,而自己还停留在如何上课,她觉得自己掉队的太远了。

潘玉在焦虑中试图做些改变。她任职的乡镇中学,学校对老师、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更多的业绩,更好的成绩,她不敢冒风险做出尝试。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外界读物。她努力在班级建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,几年后,班级图书馆变成了那所学校的第一座图书馆。

但那时,潘玉已经离开那所学校。2019年6月,她考上长沙一所公立中学的编制后,缴纳了近8万元违约金,克服了重重阻碍,入职了新学校。

2020年,潘玉违约离开的第二年。教育部门出台了新的合约政策,服务期由原先的8年更改为6年,同时公费师范生可以通过毕业前的考试成绩,优先选择学校。按照新合约,当年,潘玉那一届的学生已经履行完6年农村教育工作义务,不再受到合约限制。

学生在班级图书馆里看书

2020年夏天,朱文文入职幼儿园任教后,她只需要专心教学,无需承担任何行政任务,工作轻松许多,她的忧虑却一直存在:换岗的老师一旦要求换回,自己不得不又回到原先的学校。

终于,2021年12月,朱文文离开家乡,她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,她考取了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

胡珊还留在原学校。今年是她任教的第四年。她在寻找这份职业契合自己价值观的部分,以抵御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

在她的教学笔记中,记录下这样一幕:2019年3月,她上了一节燃烛课。那天晚自习时,停电。初三寄宿生们两人一桌,中间燃上一根蜡烛,老师板书时,有手电筒的学生主动举起手电筒照亮黑板,方便老师书写,也让其他人都能看到板书。

胡珊写完板书,回头看到那几个手酸着咬牙,也在坚持“打追光”的学生,不禁欣慰,她在笔记里写道:“舞台上的追光效果也不过如此了。”

学生们点燃蜡烛上课

跳出去的杨辉,在市区新学校,疲于应对一些庞杂的任务:教育局的各项检查,代表青年教师参加课堂比武……“花里胡哨的任务太多了。”

杨辉有时会回想在乡镇,纯粹做授课老师的快乐时刻。他只需要教孩子数学,提升他们的成绩。当时,班上一位学生严重偏科,他找她谈话,鼓励帮助她。学生进步很大,高二时挺进了尖子班,当时杨辉已经离职,女生特意来到他家告诉这个喜讯,让他很感动。

但杨辉不打算回去。 在价值感与理想之外,他需要收入,承担未来对家庭的责任。现在他还在考编,他的理想是去往长沙市,他的女朋友在那里等他。

END

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

作者: 周婧

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真实故事计划(ID:zhenshigushi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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